“双重运动”、经济全球化与多边主义*

 

                  周宝根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北京清华园,100084 )

         

【摘要】 纯粹的市场经济会出现市场化与反市场化的“双重运动”,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就是这一“双重运动”在国际层面的体现。“双重运动”问题的如何解决事关经济全球化的成败。只有依靠多边主义,多国围绕共同利益,彼此尊重,平等协商,“双重运动”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经济全球化才能顺利进行。

【关键词】双重运动 ,经济全球化,多边主义

 

 一般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兴起曾出现过两次,一次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近代经济全球化,另一次是二战后兴起的现代经济全球化[1]。近代经济全球化为何以失败而告终?当今经济全球化是否会重蹈覆辙?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上述问题做一分析。

一、理论分析

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世界各国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的经济活动的一体化趋势,表现为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全球性的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自诞生之日便与市场经济紧密相关,或者说是一对孪生兄弟。 “市场经济必然是开放性的。它打破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封闭,最终使一国经济走向世界。”[2]

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方面具有其他方式无可比拟的优点,这已被经济实践所证明。但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在运行中会出现诸多缺陷和不足,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其中最显著的是它会导致“双重运动”的出现。著名社会学家博兰尼(Polanyi)在其名著《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3]中指出,在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之前,经济活动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被社会关系所支配和决定。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经济活动在社会关系中居于决定性地位,市场将劳动力、土地、自然等一切都商品化了,金钱成为万能,从而使劳动者和自然环境失去了社会的保护。放任市场经济必然引发反向运动,社会的力量阻止自由市场对人及其社会关系造成进一步的损害。于是,在纯粹的市场经济里,双重运动 (double movement) 同时存在: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运动,市场扩展到全球的所有角落,市场中商品的数量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比例增长;另一种是反向的社会(劳工)自我保护运动,以免遭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的侵害。前一种运动的主角是资产阶级,后一种运动的主角是劳工阶级。博兰尼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德国法西斯崛起等都应该从“双重运动”中寻找原因。“双重运动”的出现,使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成为必要。政府干预主要表现在为社会提供福利,通过其主导的再分配缓解社会矛盾,提供劳工参政的机会,从而不同程度上解决“双重运动”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过程,其发展要受市场力量、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因而不可避免地在国际层面上出现“双重运动”,反全球化运动即体现了这一点。解决经济全球化中的“双重运动”问题,从理论上讲,世界政府的干预必不可少。但现实中,世界政府并不存在。这也就是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的本质区别,即前者是有政府的,后者是无政府的。于是,有人提出“霸权稳定论”(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4]该理论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霸权国家能够提供全球公共物品(public goods),保证国际体系的稳定和秩序,形成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所谓公共物品就是在消费和使用上不可排他的产品,如公路、灯塔、国防设施等。全球公共产品包括开放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货币、国际安全等。“霸权稳定”有两个重大缺陷,使得霸权并不能保证有效的国际经济秩序,并不能有效解决上述经济全球化中的“双重运动”问题。第一,由于有的国家“免费搭车” (免费享用全球公共物品),霸权国为全球公共物品所付出的成本会不断增加,其统治基础最终会被侵蚀。第二,霸权国只是提供公共物品以保证国际体系的稳定和秩序,并不为反全球化者直接提供福利。

经济全球化中“双重运动”的解决,既不能寄希望于世界政府,也不能靠霸权,那只能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各国政府。各国政府的政策选择有三种,即单边主义、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但是,前两种政策难以同时做到既解决“双重运动”问题,又保证经济全球化的进行,而多边主义恰恰能做到这一点。理由是:采取单边主义的国家,有两种选择,一是实行对内政策,比如为社会提供福利、提供劳工参政的机会;二是实行对外政策,即抵制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理论上讲,如果每个国家都能较好的实行第一种政策,那么经济全球化进行的同时, “双重运动”就可以得到解决,至少部分的得到解决。但是,在实践上,不可能每个国家都能较好的实行第一种政策,因为不可能每个国家都有实行上述对内政策的能力和意愿,于是,国家(政府)可能选择第二种政策,抵制经济全球化(市场化)。而此种政策的结果必然遭致其他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的反对,进而采取类似的政策,于是以邻为壑随时可能发生,经济全球化进程就难以有效保证。采取双边主义解决经济全球化中的“双重运动”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多边主义则不同。多边主义即“依据普遍行为原则,协调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的制度形式”,[5]以及多国围绕共同利益,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多边主义首先尊重各国的自主性、差异性,为各国解决“双重运动”提供外部条件,在此基础上,通过共同协商,保证经济全球化较为顺利地进行。         

二、“双重运动”与单边主义:近代经济全球化的教训 

经济史学家通常将1846年视为第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起始年代。这一年英国废除《谷物法》,单方面实现自由贸易政策。其后的20多年,欧洲国家之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使平均关税率从35%下降到10-15%,并实行了双边最惠国待遇。[6]那时,经济全球化表现在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世界产出增长,国际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和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加快,人员国际流动性强。 1870-1913年,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达到3.5%,世界产出年均增长率为2.7%,前者比后者高0.8个百分点。[7] 其人口的国际流动性是当今全球化不可比拟的。据统计,1821-1915年,国际流动人口多达4600万人。[8]可惜经济全球化的好景不长,由于发生经济衰退,美国于1913年率先提高进口关税,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手段,贸易保护主义再度风行。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出于战争的需要,主要国家开始实行对进口的限制政策,主要是非关税壁垒,各国实施资本和汇兑限制。战争结束后,各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的特征是“以邻为壑”式的贸易战与货币战,这也是30年代世界性大萧条的祸因之一。[9]1939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近代经济全球化便彻底结束。

近代经济全球的失败原因可能有多种,但有一点显然不能忽视,那就是各国为解决经济全球化中的“双重运动”问题,而采取的单边主义政策。1929年爆发的遍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打破了国际经济体系的平衡。当时各国不是就阻止萧条的蔓延、抵消萧条的影响而采取一致行动,而是各行其是,甚至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掀起了空前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以此为国内工人、农民等社会中下层提供救济。1930年6月美国总统胡佛正式签署《斯穆特-霍利(Smoot-Howley)关税法案》,以此为美国工人提供救助。[10]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国在贸易上采取报复措施,世界贸易也因此而一蹶不振。根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美国的平均进口关税于1932年达到历史最高的59%。当时,美国的制成品进口占世界的12.5%,出口占20%,美国市场对主要工业国家而言是举足轻重的。美国的高关税引起欧洲各国的抵制,他们也通过自己的限制性关税进行报复,结果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几乎崩溃。金融领域同样是这种以邻为壑的单边主义盛行。各国单边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加剧了各国的“双重运动”,比如它直接导致法西斯主义力量的上台。

三、“双重运动”与多边主义:战后经济全球化(战后至80年代末)的经验

为避免二战前的贸易战、金融危机等经济问题,凯恩斯(Keynes)和博兰尼的思想受到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决策者重视。在国际经济领域,推行“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也就是在尊重国内社会的基础上逐渐实现自由、开发的国际经济,这主要体现在多边主义的安排。[11]

多边主义既包括关税贸易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或安排的建立和运行,也包括各国在多边的基础上进行的经济活动。《关贸总协定序言》开宗明义“缔约各国政府认为在处理它们的贸易和经济事业的关系方面,应以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巨大持续增长、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发展商品的生产与交换为目的,切望达成互惠互利协议,导致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障碍,取消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以对上述目的做出贡献。”关贸总协定成立以后进行了八轮谈判,影响最大、获取成果最多的有第一轮、第六轮“肯尼迪回合”以及第七轮“东京回合”和第八轮“乌拉圭回合”。 第一轮谈判确立了关贸总协定多边谈判的基本原则,即多边的、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原则。

多边主义既保证各国解决国内的“双重运动”问题,(“以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巨大持续增长”表达的正是福利国家的基本经济目标),也体现了国家间的合作与协调

在多边主义安排下,战后的经济全球化再度兴起。 战后国际贸易的发展迅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按出口值计算,世界贸易额在1950年-1982年期间从603亿美元增至18539亿美元,增长近30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2%。在1948-1981年的33年间,世界出口贸易量增长了7.7倍,年增长率达6.8%。而在1900-1983年的38年间,世界出口量只增长了1倍,年均增长率仅为1.8%。[12]战后国际资本流动也迅速发展,年平均增长速度甚至超过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和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如1950年主要资本主要国家的对外资本输出仅为510亿美元,1961年增至1400亿美元,1975年猛增到5800多亿美元,1985年则约达6000亿美元。

与此同时,“双重运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基本没有出现反全球化。多边主义安排下,各国政府可以实行灵活的国内政策以解决“双重运动”的问题。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出现“福利国家”。英国于1948年开始将修改过的《贝弗里报告》付诸实施,为所有人提供健康保险,建立了统一的全国社会保险体制。与此同时,北欧国家开始推行充分就业型福利国家,并引入以公平为目的的再分配。在战后黄金时期(1945-1973),社会保险包括的范围和覆盖的人群都扩大了,并被介绍到更多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和法属非洲殖民地国家。 到1970年代中期,欧洲13个发达国家用于社会福利的公共支出平均占GDP的20.7%.即使在福利政策相对落后的美国,这个比重也达到16%左右。[13]

四、           当前经济全球化分析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随着市场经济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普及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战后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例如,整个90年代,世界贸易平均增长约7%,高于同期世界GDP不到3%的年均增长率。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987年为9990亿美元,1998年为41000亿美元。[14]

但与此同时,反全球化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在西雅图召开时,会议外部发生举世震惊的反全球化示威,导致会议无果而终。随后,反全球化运动不断高涨。参与者多数是工人、农民等群体及其支持者,他们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弱势。

反全球化运动与当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指导思想紧密相关。

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提出并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思想[15]和政策,其主要内容是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财政紧缩。冷战结束前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出的一套经济改革纲领,其主要内容就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这种经济改革纲领得到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的大力支持。由于这些多边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因此这一经济改革纲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是一个深刻影响过去十几年的国际形势的重要术语,它几乎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另一种说法。推行这一“共识”的主要是少数发达国家和国际多边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虽然是多边机构,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其单边主义倾向相当突出,在推行“华盛顿共识”时更是如此(有人认为这些机构被美国政府所控制[16])。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这些危机国家开出的唯一方案便是“华盛顿共识”,即按照全面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经济,否则,它就拒绝向危机国家提供贷款。“华盛顿共识”的实行,是以削弱各国实行福利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的能力为代价的。反全球化运动实际上是抵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呼吁市场化不能以社会分化为代价,经济与社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该相互协调发展。[17]

反全球化的力量有多大,现在还难以判断。但是,如果经济全球化中的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仍然坚持单边主义,那么反全球化的力量可能会继续发展,甚至使现代经济全球化重蹈近代经济全球化的覆辙。经济全球化中的“双重运动”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多边主义,各国一方面根据本国国情为遭受市场经济伤害的群体提供福利等补偿,另一方面各国在协商的基础上共同保证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正如二战后至80年代末的经济全球化。

                           

 



*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世界经济著名学者、清华大学伟伦特聘教授侯若石老师给予了大力的指导,在此表示感谢。文中的错误不当全由作者本人承担。

[1] 侯若石:《福兮祸兮?——经济全球化与大众福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884页。

[2] 同上书,104页。

[3]  博兰尼 (黄树民等译):《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台湾允晨,1989年。

[4] Gilpin Robert.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72-80.

[5] 约翰·鲁杰《多边主义》(苏长和等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版,第9页。

[6]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第二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77页。

[7] 同上。

[8] 肯伍德 (王春法译):《国际经济的成长 1820-1990 》,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7版,第37页。

[9] Kindllberger . Charles P.1973.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转引自何帆《全球化时代的对外政策》(博士论文),第6页。

[10]史蒂芬·罗奇:《结束寻找替罪羊游戏》,《财经》200310月。

[11] Theodore H.coh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practice ,Addison Wesley Longman,2003.Pp97-98.

[12] 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 204页。

[13]王绍光:《现代国家制度中的再分配机制》,www.cuhk.hk/gpa/wang_files/Redistribution.doc

[14]郑新立:《抓住机遇,积极应对全球化趋势》,中国宏观经济网http://www.macrochina.com.cn/zhtg/20010903018370.shtml

[15]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05期。

[16]美国哲学家、语言学家和政论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一书就这么认为。

[17]庞中英:《“华盛顿共识”走入历史?》,人民日报网站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183/8456/8457/2005659.html